[至圣孔子]--孔子的哲學思想
雖然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但事實上卻開創性地建立了一個包括世界觀、天命觀、認識論、方法論在內的哲學思想體系。其哲學思想范疇的邏輯構架為“道＜仁禮＞知一中庸”，而其哲學思想的形成過程則正沿著相反遞進的時序展開：就歷史過程看，始于遠古、訖于殷周之際的原始人本主義哲學是孔子哲學思想的源頭。儒學史上著名的“十六字心傳”并非空穴來風，撇開其神秘色彩，從思想精髓意義上追溯，則可看得更清楚些：《論語》中有記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朱熹則把問題點得更透，在《中庸章句序》中，他寫道：“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可庶幾也。”（見《四書章句集注》）文王重八卦為六十四卦，作卦辭爻辭，周公制禮作樂，則標志著中國哲學思想的自立。馬王堆帛書載：孔子稱《周易》“見文王之德”。春秋末年，孔子經歷艱苦求學、思索和坎坷的人生磨難，基本上沿著傳統的道路，將哲學思想爬梳推演到新的高度。就孔子思想學說的形成史看，孔學經歷了“禮學――仁學――易學”三個階段。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黑格爾所講的孔子的哲學是一種道德哲學，“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見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119頁），是因為史料和考古學的證據不足產生的片面的理解。
世界觀
孔子晚年作自我思想總結時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又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見《述而》）他一生以弘道為自覺的己任，把聞道視為超越一己之生死的大事，指出：“朝聞道，夕死可也。”（《里仁》）孔子晚年整理了《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古代文獻，被后世稱為《六經》，成為儒家學派的經典，除《樂經》佚失外，其余《五經》都在。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提出“經所以載道”（《程氏遺書》卷六），認為圣人作經的目的是為了明道、傳道。
在先秦哲學中，“道”是一個重要的范疇。其含義，一是指事物之間固有的本質的、必然的、穩定的聯系，類指規律；二是天地萬物的本原，形而上者謂之道；三是運動變化的過程。“道”一字，在《易經》中4見，在《論語》中60見，《老子》中74見，《孟子》中140見。“道”之初義，是指具體道路。《說文》：“道，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孔子在其晚年，將“道”提升到世界觀的境界。
孔子的形上學經歷了一個由性與天道的一般探討到易理研究的過程，其轉折點是孔子晚年學《易》。今人郭沂據《論語》、《史記》、《漢書》、帛書《要》等文獻認定，孔子學《易》的時間在他五十六、七歲前后。（見郭沂《郭店竹簡與先秦學術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通過對伏羲、文王遺教的再發現，孔子以《易》之道為統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成熟的、精致的形上學體系。
《系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因文王拘于羑里， 危亡不安，“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在哲學上，孔子的貢獻在于將以往的陰陽二元論提升為易一元論。在《系辭》中，“易”字為最高概念。“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在這里，“易”是最高形上實體，而“太極”是“易”中具備創生功能的部分或因素。“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地萬物都是由易之太極創生，易道也便運行于天地萬物之中。
從宇宙自然到社會人事倫理，在孔子哲學范疇中便是由“道”而“仁”，構成孔子哲學中的兩個基本范疇。“仁”是講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的。作為中國文化的特異價值之一，仁學精神是由孔子加以系統闡述和論證的。孔子的“仁者愛人”，在自我肯定的同時，也肯定了對象，這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在這種彼此肯定、彼此相愛中，體現了對人作為人或人格的尊重，也尊重他人的自立、自達。同時，孔子要求每一個人都從自我做起，主張“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自我主體，要有一種道德的自覺，強化主體自律和自我內省。這就為此后的修身養性的學說打開了大門。同時，孔子把孝悌作為“仁”的根本，強調個體生命在群體、族類中實現自己，由此延伸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心理結構。孟子在孔子“仁學”精神的基礎上又邁進一步，明確提出“仁，人心也”（見《孟子?告子上》），形成了仁學的天人合一思想，完成了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到“人的本質”問題的飛躍，這使孔子仁學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天命觀
在孔子以前的夏商周傳統思想中，“天”是自然和社會的最高主宰，“命”是自己無法控制的、盲目的異己力量。孔子也把“天命”看作一種神秘的主宰力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他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孔子對天命的認識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繼承了傳統的天命觀念，把“天”看作有意志、能賞罰的人格神；一方面，又吸納了進步的思想，強調盡力于人事的作用，甚至達到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
在孔子那里，天是感情的寄托和心靈的慰藉，在他最困難、最痛苦、最需要依靠的情況下，是“天”給了他精神的力量，鼓舞著他與困難斗爭。他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述，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獲罪于天，無所禱也。”（《八佾》）但是，在無可奈何的境地，孔子也發出了命中注定的感慨。“命”，在孔子那里是一種不可知的必然性，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超自然的力量，是一種不可把握的偶然機遇。他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堯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憲問》）對于孔子的天命觀，孟子的解釋是：“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孔子強調人的主觀自覺和奮力抗爭精神，倡導積極入世和發憤有為的態度，這是他行動的出發點。在做到了最大努力、達到了極限時，也不語“怪、力、亂、神”（《述而》），天命才作為事后的說明和自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不惜篇幅細致描述了孔子在困于陳蔡時與子路、子貢和顏回的談話，孔子贊同顏回的說法：“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己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
認識論
孔子的認識論也有“生而知之”和“學而知之”的矛盾。但他從多年的教學從政的實踐中，得出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的學思觀和言行觀。
孔子把人分為“生知”、“學知”、“困學”、“不學”四等，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季氏》）提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陽貨》）“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同上）談到他本人，他并不以“生知”而自封，“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提倡多問、多見、擇善而從，“入太廟，每事問。”（《鄉黨》）這是一種接近實事求是的精神。
孔子在強調耳聞目睹、親身見聞的同時，提出思考的重要性，“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主張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識的基礎上，否則即為空想。“吾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在一定意義上已接觸到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關系，而且相當重視理性認識。他提出：“聞一以知十”（《公治長》）、“下學而上達”（《憲問》）等為學之方。懂得一件事，可以推演而知十件事，學習基礎的知識，可由此進而領會高深的道理，此即理性演繹的方法。
孔子主張說話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他說：“敏于事而慎于言”（《學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
方法論
中庸作為方法論，是孔子的世界觀、天命觀的產物。《禮記?中庸》是發揮孔子中庸思想的專著。中庸是孔子哲學中的重要范疇：“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用中為常道也。”（《禮記?中庸》）從文獻看，孔子以前已有“中”的記載，但明確提出“中庸”的是孔子，孔子講：“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他哀嘆，“中庸”這種至德，老百姓很久以來就缺少了。子思（孔子之孫）作《中庸》，系統地闡述和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把“中”、“庸”和“誠”的思想絕對化，宋代朱熹將其并入“四書”。
中庸要求“允執其中”（《堯曰》），就是說既不站在矛盾的否定方面促成矛盾轉化，也不支持矛盾的肯定方面實行殘酷斗爭，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統一體協調地保持下去。表現在政治中，他主張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損益而輕變革；表現在方法論上，強調矛盾的統一、調和與聯結，反對過頭和不及。
孔子說：“過猶不及。”（《先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孔子所處的時代，正是新興勢力發展到要沖破舊統一體的時候，而他卻要緩和這種矛盾，防止統一體的崩解，因此客觀上起到“守舊”的作用；但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中庸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所以孔子認為從大公無私的立場上可以對不同的人進行調和。面對春秋時代的巨變，孔子斥之為“天下無道”，努力恢復西周初年那種和諧、安定的狀態，致使他的政治主張到處碰壁；但在個人的修養方面，使多種對立的因素統一、和諧，“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孔子的中庸方法論的特點是調和矛盾，但他畢竟是承認矛盾的，并且把對立著的矛盾雙方概括為“兩端”或“異端”。他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罕》）孔子用“兩端”來概括事物內部互相背離的兩個方面，是合乎認識邏輯的。同時孔子還重視“后生可畏”和“權”變處事，提出“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并強調“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子罕》），把權變應時看作修養的最高境界。孟子說他是“圣之時者”，恐是對他晚年對中庸的認識達到的新層次的評價。毛澤東對此稱贊道：“孔子的中庸觀念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