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孔子]--孔子的經濟思想
孔子的經濟思想源于春秋季世，這個時期正是社會政治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急劇變化——由封建領主制經濟逐步向封建地主制經濟轉化的歷史過程。所以，其經濟思想具有兩個時代性的特點，既繼承了西周以來的傳統經濟思想也包含有某些反映春秋時代社會經濟關系變革特點的新思想。
義利觀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孔子認為，一般人都有追求財富的強烈欲望。“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述而》)，在孔子看來，無論是君子與小人在內的一切人的求富欲望，只要他們求富有道，不違背“義”的道德規范，追求財富就是合理的經濟行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述而》)，這是孔子的義利觀，也是他對獲不義之財者的蔑視。
為了區分求利的合理性與非合理性，孔子提出了“義”，正所謂“君子義以為上”(《陽貨》)。在義利關系上，應當遵循先義后利、重義輕利的原則。孔子認為：取利必須合乎義，這是理論原則，若將這個原則付諸于社會實踐，必須有一個可以依循的準則，即“禮”，所謂“禮，天之經，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在義與禮的關系上，他把禮看作是“義”的制度化，是實現“義”的標準，將三者統一起來，總結義、利、禮三者的關系，孔子提出“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的觀點(《左傳》成公二年)，孔子的義利觀是他舊的傳統思想在經濟思想中的集中反映。
物質生產觀 在生產上，孔子不提倡士人、君子直接從事生產勞動，認為生產勞動是小人的事。他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里仁》)。另一方面，孔子又極其重視發展生產，提出先富后教的富民觀點。孟子繼承和發揮了這一觀點，他指出民如貧困不堪，“仰不足以事父母”，荀子提出“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這些說法與孔子的富民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對于實現富民的途徑，孔子提出兩個方面：第一是保證和鼓勵直接生產者發展生產，他主張“使民以時”(《學而》)，要求統治者不濫用民力，及時保證農時的需要，不影響生產。這種主張是以統治階級為出發點的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在當時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第二是減輕統治階級的剝削，采取節用薄斂等惠民措施。孔子對冉有說，“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反映出孔子主張薄斂的態度。富民思想是孔子經濟思想中具有時代特點的新思想，也是他的仁政思想在經濟方面的體現，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分配和流通觀 在生產資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季氏》)，要求按等級地位占有土地，臣民各安其分，不相侵奪，以保證統治階級內部穩定和諧。這種分配思想并非主張平均主義，但為后世儒家引伸為分配關系上的均等主張。孔子的“均無貧”思想(《季氏》)，為后世要求改變貧富懸殊狀況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對分配問題說的較多的是關于足食、租賦、濟眾等生活資料的分配和再分配問題。他提出了“足食”(《顏淵》)、“所重民食喪祭”的觀點，認為百姓富足，乃是國家富足、政權穩定的前提。同時，孔子極力主張輕賦薄斂的政策，“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實行西周時代的勞動地租。孔子極力倡導統治階級要“斂從其薄”(《左傳?哀公十一年》)，目的是使“近者說，遠者來”(《子路》)。他的“濟眾”(《雍也》)思想，同樣是為了鞏固統治秩序而提出的。
對于流通領域的問題，孔子說得甚少。他傾向于自由通商政策，反對魯大夫臧文仲置六關以征稅的方法，主張開禁利民。
消費觀 孔子節用克儉的消費思想，是繼承發展了西周以來的傳統消費觀。
對于個人消費，孔子是等級消費論者。他認為，貧者要“貧無怨”、“貧而樂”，安貧樂貧；富者要“富而無驕”(《憲問》)、“富而好禮”(《學而》)。無論貧者與富者，能夠做到人人知足，上下相安。他贊揚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也》)，做到安貧樂貧。“奢則不孫，儉則固”(《述而》)，孔子雖主張人人從儉，但不合于禮制的奢和儉都是不對的。對于國家的財政開支，孔子堅持“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他提出“節用而愛人”，國家的財政開支如同個人消費支出一樣，都要有度，即“禮”。“君子之行也，度于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國語?魯語下》)。
孔子的經濟思想，歷經后繼者們的不斷發展和改造，成為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經濟理論的重要源流，對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