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孔子]--孔子的文藝思想
作為獨立學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末年，孔子是其創立者。在周室衰微、禮崩樂壞的春秋大局中，孔子適應形勢，創立了以“仁學”為核心的龐大思想體系。
孔子抱著為實現“仁”、“天下大治”的理想而培養“美”、“善”兼備的人，才從事文藝教育活動的。孔子不但是我國春秋時期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而且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重要的文藝理論批評家，他的文藝思想與哲學、倫理、教育等思想是一致的。
在先秦諸子中，孔子是最早重視文藝及其社會作用的。他為了實現自己“為東周”、“易天下”的政治思想，將文藝思想通過詩、樂、禮、自然美熏陶等進行藝術教育，并在實踐中加以貫徹。
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陽貨》)，這是他著名的詩教綱領。在他看來，學詩可以促使受教育者自我完善，“不學詩，無以言”(《季氏》)，突出了“詩”的移情養性的作用。春秋時期，引詩與賦詩，在政治、外交活動中已廣泛運用，《左傳》中記此類事例極多。孔子熱心于政治改革，奔走諸侯之間，耳聞目睹，深切領會到它們的實際效果。“詩三百”的社會功利價值引起他的充分重視，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正是肯定“詩”的社會功利作用。在肯定詩的社會功利價值的同時，他提出“興、觀、群、怨”，充分強調“興”是基礎和樞紐，而“興”必與“情”相聯系，只有引起人的審美情感的詩，才能激發人的“神思”，使受教育者在共鳴中產生“觀、群、怨”的感觸。王夫之在《詩釋》一文中，曾引用孔子關于“興、觀、群、怨”的詩歌美學的辯證關系，“于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于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王夫之的闡述是深得孔子論詩教的精神實質的。
孔子推崇雅頌等古詩歌，《論語?雍也》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說明孔子重視文藝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統一。這種以中和為美及內容與形式相統一的美學觀點，也就使得孔子更注重雅樂在陶冶人們道德情操，促進人們性格完善上的作用。但他重視《國風》并不亞于雅頌，他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陽貨》)，《周南》是《國風》中的一部分，是江漢間勞動者、平民的“心之歌”。
孔子重視樂教。樂教是通過音樂、舞蹈、歌唱等藝術手段來進行的。孔子所說的“樂”，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樂”是一個綜合性的范疇，它包括音樂、歌唱、舞蹈、建筑、繪畫、雕塑、儀仗等等，如孔子推崇的《韶》、《武》諸“樂”就是包括音樂、舞蹈、歌唱等在內的綜合性的“樂”。狹義的“樂”則是指音樂，《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的“樂”就是指“音樂”。所以，我們應該將他的“樂教”的思想看做是對藝術教育的理論概括。
孔子衡量“樂”的標準是“盡善盡美”，“子謂《韶》美矣，未盡善也”(《八佾》)，朱熹解釋說：“《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美之實也”，鄭玄注：“《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太平也。《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太平也”。盡善盡美，乃孔子所追求之最高理想。孔子盡善盡美的思想對中國古代文藝思想的發展具有極其深刻的影響。
孔子的禮教，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是政治教化，狹義的是指道德規范與道德修養。從政治角度看，“禮教”是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的核心，孔子所說的“道之以德”的“德治”思想，指的就是“禮教”。在孔子看來，“仁”是禮的內容，“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季氏》)，這就是說，如果離開“仁”的原則，禮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形式，對于教育人與治理社會沒有好處。
從教育的角度看，他的“禮教”主要是指德化或德育。“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孔子把“中和之美”的思想貫穿于道德實踐和政治實踐之中，這與他“為東周”與否定“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現實的精神是一致的。
除詩教、樂教、禮教外，孔子還重視環境對受教育者的影響。這里包括有美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里仁》)擇居要擇美的社會環境。“知者樂山，仁者樂水”(《雍也》)，就是指美的自然環境。
分析孔子的文藝思想，還應了解其藝術實踐活動。孔子精通樂理，“吾自衛返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很多資料表明，孔子不僅限于對文藝的了解，他本人還是一位很有修養的音樂家，既有一定的音樂演奏本領，還是第一位把音樂列為教育課程的老師，六藝中，‘樂’是其弟子們的必修課。
孔子的文藝思想，反映了他所處變革時代中復雜的矛盾，也給我們留下了富足的思想文化資源。孔子一生所追求的“仁愛”思想在封建社會從來沒有真正實行過，但他追求理想的精神卻可以給當代的精神文化建設以深刻啟示。
孔子的文藝思想中有著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但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他力圖以樂教來建構完美和諧人性結構的思想，以樂成人的觀點確實又有著超載時代、超載階級的因素，可資我們利用。（“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